武汉第一家方舱医院原班人马来上海了，艰难一定会过去

两年前，人们称武汉为英雄的武汉，现在上海也一样是英雄的上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上海——马路空空荡荡，街头鲜有行人。作为一个经常来上海的武汉医生，这次上海之行让我想起两年前的武汉，大家都待在家里，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决心，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武汉人尤其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名医生，两年前，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江汉方舱医院的住院总医师、医疗管理组组长。抗击疫情是所有人的责任，武汉人更是义不容辞，更何况，武汉人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上海援鄂医疗队是怎么帮助我们的——除夕夜，上海医疗队第一个到达武汉帮助我们，这份恩情我们记得。而且，在江汉方舱医院工作期间，也有一支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当时我们和上海医疗队也是密切合作，现在还经常在微信上问候联系。

所以，当4月2日下午接到通知到上海方舱医院支援，要紧急组建队伍援沪时，所有人积极响应。3日清晨5点，所有人员集结火车站，从武汉出发来到上海。

本着轻装上阵快速出发的原则，来时基本所有队员的行李箱都腾出来装了自己的防疫物资。另外，省里又为我们准备了半个月的物资，已经运到了。我们知道上海肯定也有储备医疗物资，但是我们也做好自己的准备，万一遇到紧张的情况，不给上海增加额外的麻烦。

到上海后，我们支援的方舱医院暂未布置完毕，恰逢上海正在开展全市的核酸检测工作，人员不足，我们就全员参与进来支持。湖北省援沪医疗队分成了两个大组，我们组负责长宁区新泾镇的核酸采样工作，出发前我们对大概有多少小区、多少居民，需要安排多少医护人员采集核酸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安排。我则是我们这一组的现场协调。

武汉的全员核酸工作做了好多轮，我们都非常有经验，我们总结出两个注意点：效率和安全。

在武汉，我们通过工作人员手机上的小程序收集采样人的个人信息二维码，到了上海，这里用的是PDA(掌上电脑)扫描，录入核实基本信息。这两种方法只是操作习惯的区别，熟练掌握后都可以提高效率。安全上，第一个是医务人员的自我防护，小区环境不是医疗环境，但也需要先划分清洁区、缓冲区、采样区等，这样可以避免潜在风险；第二个是采样人员之间的安全，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减少聚集，然后拉开排队距离，尤其是直接拉开口罩要暴露的时候，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样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4月4日的采样过程中，很多居民说我们的检测动作又专业又规范，速度还很快。还夸我们消毒到位，脱下口罩很放心，这是我们很欣慰的地方。

我们的大白也非常给力，再苦再累也没有叫苦的，比如我们承担上门检测任务的一个同事，累计爬了70多层楼，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面罩，出了汗也不能擦。全副武装之下，这个运动量是非常不容易的，回来以后都快累趴下了。上海的社区治理水平也确实非常高，工作非常细致，双方配合得很好。按照我以前在武汉的工作习惯，我会到各个核酸检测的点位上巡视一遍，然后根据场地实际情况，调整一下布局。但这次在上海，我在镇里的指挥中心就能看到各个点位的情况，根据监控可以看到实时进展，动态调整人员分布，一声令下马上执行，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当时有两个采样点位的人员太近了，有交叉感染的风险，电话下达指令后，两分钟内就全部拉开了；如果发现哪里排队特别长，要适当增加点位，设计一下路线，十几分钟之内也能够完成。

因此，我们7点半正式开始以后，大概下午2点多就完成了大约13万份的采样任务，效率很高。

我们的任务是支援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尚未完工，这两天我们在酒店休整，所有的同事也开始做相应的培训演练，包括穿戴防护服，应急情况的处理方法等，我们要把相关知识快速捡起来，一旦出现任务马上执行。事实上，我们这批来沪的医疗队员，主要班底都是来自江汉方舱的原班人马，尤其是管理层也是当时江汉方舱的核心力量，比如我们的领队孙晖(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就是当时江汉方舱医院院长。

方舱的病人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新冠肺炎本身的治疗并不难，反而有很多其他疾病的需求，因此我们在人员配备上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来沪人员以感染科、呼吸、心内、神经内科为主，同时包括中医、心理专家，通过不同学科的搭配，满足病人多样治疗的需求。另外，江汉方舱医院作为全世界创建的第一家方舱医院，其运行模式是武汉医疗队和国家医疗队一起研究制定的，曾获得中国质量奖等多项大奖，2020年，江汉方舱医院还被评为全国抗疫先进组织。所以我们也把之前总结的经验制度全部带过来了。当然，上海的情况跟在武汉不一样，面对奥密克戎，具体做法也会有变化，所以等上海指挥部统一安排后，我们也会再具体落实，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两年前，人们称武汉为英雄的武汉，现在上海也一样是英雄的上海。作为过来人，我们也希望上海市民能够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等这段艰难的时间过去，它一定会过去！

口述：杨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生)记者：周洁(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