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第一家方舱医院原班人马来上海了,艰难一定会过去

来源: 新民晚报

两年前,人们称武汉为英雄的武汉,现在上海也一样是英雄的上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上海——马路空空荡荡,街头鲜有行人。作为一个经常来上海的武汉医生,这次上海之行让我想起两年前的武汉,大家都待在家里,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决心,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武汉人尤其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名医生,两年前,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江汉方舱医院的住院总医师、医疗管理组组长。抗击疫情是所有人的责任,武汉人更是义不容辞,更何况,武汉人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上海援鄂医疗队是怎么帮助我们的——除夕夜,上海医疗队第一个到达武汉帮助我们,这份恩情我们记得。而且,在江汉方舱医院工作期间,也有一支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当时我们和上海医疗队也是密切合作,现在还经常在微信上问候联系。

所以,当4月2日下午接到通知到上海方舱医院支援,要紧急组建队伍援沪时,所有人积极响应。3日清晨5点,所有人员集结火车站,从武汉出发来到上海。

本着轻装上阵快速出发的原则,来时基本所有队员的行李箱都腾出来装了自己的防疫物资。另外,省里又为我们准备了半个月的物资,已经运到了。我们知道上海肯定也有储备医疗物资,但是我们也做好自己的准备,万一遇到紧张的情况,不给上海增加额外的麻烦。

到上海后,我们支援的方舱医院暂未布置完毕,恰逢上海正在开展全市的核酸检测工作,人员不足,我们就全员参与进来支持。湖北省援沪医疗队分成了两个大组,我们组负责长宁区新泾镇的核酸采样工作,出发前我们对大概有多少小区、多少居民,需要安排多少医护人员采集核酸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安排。我则是我们这一组的现场协调。

武汉的全员核酸工作做了好多轮,我们都非常有经验,我们总结出两个注意点:效率和安全。

在武汉,我们通过工作人员手机上的小程序收集采样人的个人信息二维码,到了上海,这里用的是PDA(掌上电脑)扫描,录入核实基本信息。这两种方法只是操作习惯的区别,熟练掌握后都可以提高效率。安全上,第一个是医务人员的自我防护,小区环境不是医疗环境,但也需要先划分清洁区、缓冲区、采样区等,这样可以避免潜在风险;第二个是采样人员之间的安全,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减少聚集,然后拉开排队距离,尤其是直接拉开口罩要暴露的时候,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样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4月4日的采样过程中,很多居民说我们的检测动作又专业又规范,速度还很快。还夸我们消毒到位,脱下口罩很放心,这是我们很欣慰的地方。

我们的大白也非常给力,再苦再累也没有叫苦的,比如我们承担上门检测任务的一个同事,累计爬了70多层楼,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面罩,出了汗也不能擦。全副武装之下,这个运动量是非常不容易的,回来以后都快累趴下了。上海的社区治理水平也确实非常高,工作非常细致,双方配合得很好。按照我以前在武汉的工作习惯,我会到各个核酸检测的点位上巡视一遍,然后根据场地实际情况,调整一下布局。但这次在上海,我在镇里的指挥中心就能看到各个点位的情况,根据监控可以看到实时进展,动态调整人员分布,一声令下马上执行,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当时有两个采样点位的人员太近了,有交叉感染的风险,电话下达指令后,两分钟内就全部拉开了;如果发现哪里排队特别长,要适当增加点位,设计一下路线,十几分钟之内也能够完成。

因此,我们7点半正式开始以后,大概下午2点多就完成了大约13万份的采样任务,效率很高。

我们的任务是支援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尚未完工,这两天我们在酒店休整,所有的同事也开始做相应的培训演练,包括穿戴防护服,应急情况的处理方法等,我们要把相关知识快速捡起来,一旦出现任务马上执行。事实上,我们这批来沪的医疗队员,主要班底都是来自江汉方舱的原班人马,尤其是管理层也是当时江汉方舱的核心力量,比如我们的领队孙晖(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就是当时江汉方舱医院院长。

方舱的病人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新冠肺炎本身的治疗并不难,反而有很多其他疾病的需求,因此我们在人员配备上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来沪人员以感染科、呼吸、心内、神经内科为主,同时包括中医、心理专家,通过不同学科的搭配,满足病人多样治疗的需求。另外,江汉方舱医院作为全世界创建的第一家方舱医院,其运行模式是武汉医疗队和国家医疗队一起研究制定的,曾获得中国质量奖等多项大奖,2020年,江汉方舱医院还被评为全国抗疫先进组织。所以我们也把之前总结的经验制度全部带过来了。当然,上海的情况跟在武汉不一样,面对奥密克戎,具体做法也会有变化,所以等上海指挥部统一安排后,我们也会再具体落实,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两年前,人们称武汉为英雄的武汉,现在上海也一样是英雄的上海。作为过来人,我们也希望上海市民能够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等这段艰难的时间过去,它一定会过去!

口述:杨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生)记者:周洁(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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