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机遇“小寒” 未来手机业务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近日，两大手机巨头苹果和三星都发布了最新财报，二者财报都透露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多数消费者对于价位在7000元以上的高端机兴致越来越少了。但高端机向来是这两家手机厂商的主要发力点，也是它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之一。

那么，高端机遇冷，是这两家面临的问题还是行业现象?未来手机业务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高端机遇冷只是个短期现象，未来智能手机市场仍将以高端机为主。

国产机高端市场份额上升

当下，智能手机厂商的产品定位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走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低的低端机路线，起点低、见效快，但竞争激烈、利润率较低。另一种是走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较高的高端机路线，起点高、见效慢，但市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利润率高。

而高端机所蕴含的高额利润，是手机厂商纷纷推出该类产品的主要原因。相关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智能手机市场79%的利润都来源于高端机，如高端iPhone占苹果手机业务总利润的96%，三星高端手机占其总利润的67%。因此，在利润导向下，各大厂商纷纷选择高端机作为其发力点。

目前，高端机市场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4G高端机持续“遇冷”。苹果和三星是高端机领域的两大代表性品牌，二者占高端机市场份额的70%以上，而2019年二者最新公司财报显示，iPhone的净营收同比下滑了12%，三星的高端旗舰智能手机销量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4G高端机遇冷状态将持续。

二是国产高端机全球占比上升。近几年，国产手机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性价比较高的千元机、中端机市场，在高端机领域竞争乏力，缺乏品牌溢价能力。然而，国产高端机的市场困境正被逐步打破。2017年华为、OPPO、一加等品牌的高端机产品约占全球高端机市场份额的10%，2018年该份额上升为18%。

三是高端机仍将是市场主流。由于高端智能手机利润率较高，加上5G手机的研发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因此厂商普遍希望推出5G高端机产品，以缓解研发投入压力。

5G手机挤占4G高端机市场

从上述分析，我们得知，凡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厂商都将高端机作为发力对象，且高端机仍将是未来市场主流，然而2019年高端机市场并不景气，笔者认为高端机遇冷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5G手机即将大规模上市。5G浪潮席卷全球，市场将迎来一波换机热。以华为首款5G手机Mate20X为例，目前预约购买人数已超20万。目前，三星、中兴已发布了5G手机，而华为、小米、OPPO、vivo等知名手机厂商也计划于2019年下半年陆续发布5G手机。苹果虽未能赶上5G“首班车”，但也宣布将在2020年推出5G手机。眼看，5G手机即将扎堆上市，这也挤压了目前4G高端机市场。

二是消费者的价格预期影响。消费者心理理论认为，消费者不是为商品的价格付费，而是为自己的价值感付费。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优质的中低端手机，从手机功能和技术表现来看，这些手机与高端手机在性能上没有显著的差别。正如无线服务公司UnrealMobile的首席执行官所说：“100美元的手机和1000美元的手机之间，其技术差异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此，那些远远超过消费价格预期的高端机，不能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

三是用户换机周期延长。由于华为、苹果、三星等手机功能的不断完善，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换机周期逐年拉长。据相关行业报告，在2018财年，苹果iPhone换机周期约为3年，而在2019财年，换机周期变为4年，手机耐用性的提升降低了消费者的换机需求。

从“卖产品”变为“卖服务”

2019年下半年，5G商用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笔者认为，5G与以往4G、3G是截然不同的移动通信时代，移动通信技术将从“渠道”转变为“平台”，新的手机应用、手机服务业务，甚至新的手机商业模式都将会在5G时代诞生。因此，各大手机厂商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快提升业务活力，抢夺发展先机。具体来说，广大手机巨头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发力：

一是创新升级服务业务。根据苹果最新财报，在iPhone业务不景气的情况下，苹果软件、金融等服务业务同比上涨了20.6%。这一实践也证明了手机厂商通过发力服务业务、实现突围，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用户在使用手机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数据，伴随大数据技术的提升，手机厂商应重视利用这一资源，加快服务化转型，创新升级现有服务业务，为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变。

二是增强产品矩阵能力。目前三星、华为、苹果等手机厂商已布局物联网领域，三星、华为不断加大对高清电视的研发力度，苹果持续发力可穿戴设备。5G的发展，推动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走向融合，手机网络的连接节点进一步扩大，手机厂商必须增强产品矩阵能力，多点接入物联网领域。

总之，5G将开启一个新智能机时代，而创新将是新智能机时代的第一发展动力，期待国产品牌在新智能机时代大有作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左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