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迎来“独居时代”，哪些产业会有机遇？

四川放开非婚生子、山西人口小县掀机构精简潮、黑龙江两个收缩型城市“撤街设镇”……最近一段时期，只要打开手机，就会收到一堆这样跟人口有关的新闻。

虽说人口增长由正转负是个全国性的现象，但一般以为，真正深陷困局的主要是那些人口净流出城市。至于像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虽然本地人的生育率已经低到和韩国一个level了，但凭借经济优势，外来人口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人口总量还在快速上升，所以短期内问题应该不大。

但，人口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总量增减那么简单。相比上面提到的那些时政新闻，最近有另外一组社会新闻——第一批00后已经离婚、杭州“姐弟恋”比例持续上升，引起了我更大的关注。循着这层思路，我试图换个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人口状况。

【资料图】

当我们透过总量的外衣，深入到一些具体的细节领域，还是被眼前的真相惊到了。

原来，哪怕在长三角，哪怕是北上深杭，都面临着这么多以前未曾留意过的人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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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姐弟恋”比例持续上升的杭州，绝对算是这些年的人口明星城市。

从2015年起，杭州常住人口规模就出现快速增长。年人口增量从10万、20万、30万人，到峰值时突破50万人，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

2019年，杭州更是取代广州和深圳，成为年度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

2016～2021年，这五年间，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301.6万人，年均增幅达到5.8%。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成都（5.9%），高于西安（5%）、武汉（4.9%）、深圳（3.3%）、南京（2.6%）、广州（2.3%）等一众一线、新一线城市。

而且，这个趋势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允九智库基于大数据所做的预测，尽管未来杭州的出生人口数量，也将伴随全国的趋势呈现波动性下行，但靠着人口持续净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至少到2035年前，杭州的常住人口数量还将逐年增长。

届时，杭城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437万～1542万人。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十几年后杭州人口起码还要再增长200多万人，年均增幅超过20万人。

这部分增长的人口，大多为年轻人，他们的到来大大优化了杭州的劳动力结构。数据显示，2021年，杭州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51万人，占全部人口的69.7%。这个比例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深圳（79.5%）、广州（74.7%）和厦门（73.7%），排名第四。

除了数量上的供给充足，杭州的整体人口质量也较高。全市每10万人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达到2.9万人，仅次于南京、武汉和西安这三个高教大市，在副省级城市中同样位列第四。这对于在校大学生人数排在全国15名以外，只有第一名广州一半的杭州来说，显得尤为不易。

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亮眼的人口成绩，跟杭州发达的第三产业有很大关系。相较工厂制造业，服务业新兴业态对年轻人无疑更有吸引力。不信大家可以去观察国内的那些网红城市，无一例外三产均相当发达。至于很多二产主导的制造型城市，尽管经济实力雄厚，但年轻人就是不感冒。

说回杭州。2020年，当地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有462.7万人，占比61.8%，较2010年提高了19.6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人口比例从35.5%下降至22.4%。其中，批发零售业和软件信息业是近十年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服务行业，吸纳了20.5%的就业人口。

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也刺激了互联网等高收入阶层的增加。2020年，软件信息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25万元，是2010年的2.7倍。当然，相比隐身幕后的大厂码农，直播间里每日上演的暴富故事无疑更吸人眼球。

浙江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杭州共有综合类和垂直类头部直播平台32家、近5万主播，主播相关企业注册量超过5000家，数量位列全国第一，带动就业超100万人。也就是说，在杭州，每24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主播；每12个人里，就有一个从事直播相关行业。

这还只是官方给出的数据，据一些圈内人士估计，如果算上商家自播的主播和自由职业者，杭州的主播群体可能会达到数十万人。

主播的“钞能力”有多强，看看李佳琦、张大奕等人的年收入，动辄就超过90%上市公司的年利润。即便是一些二线三线主播的带货分成，也让大多数人望尘莫及。

我有个朋友，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干了几十年的高管，一把年纪了打算换套房改善一下生活。结果在看房现场，遇到一个1998年、做主播的小姑娘，眼睛都不眨就全款买下了钱塘江边的一处大平层，惊得他老人家愣在原地好久才缓过神来，直呼后生可畏。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个案，但对比下杭州的居民人均存款——2021年为129616.5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远高于成都（89750.8元）、武汉（85219.5元）等GDP同一档的城市，就知道杭州有多富，杭州的房价为啥那么贵了。

胡润研究院《2022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显示，杭州拥有千万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51600户，仅次于北上广深和香港，位居全国第六。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杭州的人口吸引力，或许就藏在这些财富密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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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增长、财务的自由，按理说是好事，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却是加速了原有婚姻家庭结构的解体。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婚姻对其的保障作用急速下降，单身不婚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以杭州为例，2020年全市户均人口已降至2.36人。其中，一人户家庭，也就是独居者的比例，从2000年五普时的13.1%一路直线上升，平均每十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20年七普时，已经达到33.1%。也就是说，杭州每三户家庭里面，就有一户是独居。一人户已成为杭州最主要的家庭户型。

与之相反，传统的三口之家在迅速萎缩。2000年时比例还有34.7%，还是最主要的家庭户型。到了2020年，只剩下18.8%，不仅远远少于独居家庭，也少于二人户的丁克家庭或子女已成年的老两口家庭。

说到老年人，有必要提一句：在杭州的独居人口中，不仅25~34岁年轻人的独居数量大幅攀升，从2010年时的175490户，猛增至2020年的485082户，足足增长了2.8倍。在全部独居户数中的比例，也从十年前的25.6%上升至33.1%，成为最主要的独居群体。

比这更令人惊讶的是，就连45~64岁中老年人的独居数量也在快速上升。2010年时还只有131649户，十年后就增至342225户，增幅达到2.6倍。这个群体在独居户数中的比例，也从19.2%提升到了23.3%，接近四分之一。

出现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婚恋观念的改变。比如结婚年龄的推迟。2022年，杭州男女性结婚登记平均年龄已分别达到31.7岁和30岁；又比如离婚率的持续上升。这其中，中老年人离婚潮尤其引人关注。

事实上，就在“年轻人结婚率创新低”话题屡上热搜的同时，“退休之后就离婚”也已成为一股风潮。数据显示，国内老人的离婚率跟30年前相比，已经翻了一番。

而且跟年轻人离婚很多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冷静期后撤回的比例较大，中老年人离婚大多是积年的情绪，就算经过冷静期，他们离婚的概率还是比较大。之前《都市快报》就报道过杭州一起“女儿结婚第二天，父母就离婚”的新闻。

另一方面，伴随年轻人一起来的，还有大批随迁父母，但是因为代际观念的差异，如今多数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意愿正在快速下降，这也导致了另一批随迁中老年独居户的产生。

如果再加上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丧偶等原因造成的独居，目前整个杭州的独居户总数达到了146.63万户。某种意义上，杭州已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独居之城”。

当然，这股独居之风不止刮到了杭州，而是早已吹遍全国。

比如重庆，全市独居户数量已经达到352.6万多户，上海、北京也都超过或接近250万户。其他主要城市虽然总量上没有那么多，但一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也一点不比京沪渝低，几乎都超过了20%。其中，杭州、哈尔滨、宁波更是超过了30%。

和杭州一样，过去20年，这些城市的一人户规模几乎也都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在迅速扩大。特别是25~34岁独居年轻人占全部独居人口的比例，普遍都在20%以上。像北京（30.1%）、上海（29.7%）、苏州（29.4%）等更是已超过或接近30%，仅次于杭州的33.1%。比例低于20%的，只有重庆（16.9%）一地。

至于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情况就更严重了。当然，这种“严重”主要体现在走不了、留下来的老年独居户上面。

比如七普时常住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其60岁以上独居老人数量已经超过35万户——与之对应，杭州是23.9万户，而后者的常住人口比哈尔滨多出近300万人——占独居户的比例高达28.6%（杭州才16.2%）。而黑龙江另一座网红城市鹤岗，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33.6%。

可以说，整个中国正在迎来“独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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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率的上升与结婚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互为因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正所谓“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独居时代的到来也给一些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机遇一：因为城市化进入尾声而日渐被唱衰的房地产业，在独居时代或将迎来“第二春”。

相比三口之家，独居意味着一人一套房，这相当于创造了原先两倍以上的住房需求，无疑将大大利好房地产业。

事实上，就连过去不怎么受人待见、被视为“房产天坑”的酒店式公寓，近年来也出现成交量爆发式增长的景象。2016年以来，杭州酒店式公寓销售量超过了16万套，平均每年超过2.7万套，而之前这个数是不到一万套，足足翻了一番都不止。

机遇二：由于宅男宅女及独居老人生活上更依赖社区和社工服务，这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光是老年看护这一块，按照国家规定的“每千名老人配备社会工作者人数保持在1人以上”，单杭州市就需要引育23.5万名社工。至于社区健身房、影音厅、咖啡馆等满足独居青年日常生活社交需求的配套服务，更是一片潜力无限的商业蓝海。

当然，独居时代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产业端，它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婚姻制度的变迁，还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大家对于该现象的关注。

（作者系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允九智库研究员、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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