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亿美元高速互联网计划备受质疑，白宫推“拜登经济学”被泼冷水！-全球热头条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张思思 环球时报记者 王冬 辛斌 甄翔】“为了力拼明年的总统选举，拜登开始在经济话题上‘下猛药’。”法国广播公司28日的报道称，拜登将于美国时间本周三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说中对选民端出“拜登经济学”一词，盼其能为选战提供动能。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在“谁比较善于处理经济”这一问题上，拜登的支持率被其最大竞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反超。对于“拜登经济学”，美国媒体纷纷泼来冷水。白宫在稍早前宣布的420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计划也备受质疑。

“美国民众真的买账吗？”

(资料图)

《芝加哥太阳时报》28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称，“拜登经济学”可能是指《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以及拜登在疫情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统称。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在谈及拜登的经济政策时开创了“拜登经济学”这一说法，本意并非是对其政策的褒奖，但拜登团队决定将这一词语用作宣传。《芝加哥太阳时报》援引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达尔顿的话称，现在“拜登经济学”已成为白宫宣传拜登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口号，几乎天天讲、月月讲。

“白宫正在兜售‘拜登经济学’，然而美国民众真的买账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8日的报道直言有大量美国人并不认同拜登处理经济的方式。报道援引拜登首席经济顾问莱尔·布雷纳德的话称，“美国人在过去两年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不确定性，总统希望民众对经济未来感到更加乐观。”然而，CNN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66%的受访者反对拜登的经济政策。同时，7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状况不佳，高于3月份统计时71%的比例。

《华尔街日报》28日的一篇分析认为，美国民众并不喜欢“拜登经济学”。华盛顿标榜产业政策和基建计划的作用，但它们遭遇到通胀、俄乌冲突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因素对冲。根据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调查，通货膨胀是选民不赞成拜登处理经济的主要原因。

类比富兰克林·罗斯福

拜登政府在本周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高速互联网计划，这被认为是“拜登经济学”的前哨之一。根据白宫26日发布的声明，拜登政府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拨款420亿美元，以期到2030年让每个美国人都用上“可负担得起且稳定可靠的高速互联网”。声明称，高速互联网将不再是奢侈品——它是美国人工作、平等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的必需品。白宫26日的声明称，根据该计划，每个州将获得至少1.07亿美元资金。据美国CNBC网站26日报道，白宫将该计划类比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农村供电的政策。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去年曾发布一份报告，批评美国家庭享受到的是“极差的上网服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400万人没钱享受上网服务，还有2500万人无法获得高速宽带服务，上网困难问题影响人们受教育、求职、就医，等等。

“美国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又贵信号又差。”曾留学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王琪对《环球时报》记者吐槽道，她当时所住的公寓可以选择租用公寓的路由器，每个月需缴纳49.9美元的网费。因为公寓提供的是最便宜网络套餐，网速很慢，疫情期间她上网课的时候经常被卡掉线。一个美国同学因为家住在郊区，没有网络覆盖，每天只能跑到图书馆用学校的WiFi上网课。王琪对记者表示，每次开车出去玩，她都会提前下载好全程的地图规划，以免在半路上因没有网络信号无法导航。

2030年，拜登政府还在吗？

对于拜登的高速互联网计划，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无论是将人们与数字经济连接，在美国制造光纤电缆，或者是在各州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创造高薪工作，我们的投资都旨在在未来几年提高美国竞争力，刺激经济增长”。她坦承，数千万美国人现在无法做到远程看病，或者远程工作。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部署高速互联网服务，但却难以确保这些资金能惠及最需要它的社区。”美国《华盛顿邮报》27日称，拜登的互联网基建计划仅仅标志着一段漫长而艰难道路的开始，其间，各州恐会为高速互联网路线而争执。这一举措的成败还取决于在美国本土建设宽带的高昂成本和复杂性质。

美国科技博客网站“Engadget”称，美国许多缺乏宽带接入的地区都在农村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较少，而且安装基础设施的成本很高，主要供应商都不愿在这些地区推出宽带服务。康卡斯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通信等宽带公司一直不愿向人口较少的社区提供服务，因为投资成本高昂，且没有很多用户。在新冠疫情期间，宽带接入的缺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通信专家项立刚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对于美国来说，要想让每个家庭都用上宽带，不但需要有足够光缆被生产出来，还要做好敷设，成本非常高。“这个计划还面临很多在私人用地的敷设成本、管理运营成本。美国政府把目标设定在2030年，那时本届政府早就不存在了。它最终可能只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