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经济速度或降至30年低位

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一个失去的十年，顽固性贫困、收入分化、气候变化等这个时代特有的挑战在不断加剧，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会严重影响世界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作出政策反应，这些政策行动需要加强跨境合作，并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要重振经济增长，既需要聚焦重点政策，也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两者必须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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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近日发布题为《下行的长期增长前景：趋势、期望和政策》的报告，首次全面评估全球经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之后的长期潜在产出增长率。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的“速度极限”，即不引发通胀情况下的最高长期增速，可能在2030年前跌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认为，各国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政策，推动提高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应，扩大投资和贸易，并充分挖掘服务业的潜力。

在为报告撰写的前言中，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写到，一系列重大挫折将世界带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要重振经济增长，既需要聚焦重点政策，也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两者必须相辅相成。世界银行正在全力帮助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项目，不仅推动经济和收入增长，而且增进环境可持续性和韧性。

预测潜在增长率下降

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潜在GDP增长率均值预计将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年均3.5%下降约三分之一，降至每年2.2%。发展中经济体的降幅同样巨大，预计将从2000年至2010年的每年6%下降到4%。如果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下降幅度将会更大。

报告描述的趋势令人担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几乎所有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力量都在减弱。投资增长率和总要素生产率正在下降，全球劳动力总体呈现老龄化趋势，经济扩张速度也更加缓慢。现在的国际贸易增长比本世纪初要弱得多。在多重不利冲击和有限的政策空间下，全球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增长放缓。长期增长前景的持续和广泛下降，损害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其他关键发展目标的能力。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表示，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一个失去的十年，而顽固性贫困、收入分化、气候变化等这个时代特有的挑战还在不断加剧，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会严重影响世界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但下降并非不可逆转，可以通过激励工作、提高生产率和加速投资等提高全球经济的‘速度极限’。”

报告指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作出政策反应，而这些政策行动需要加强跨境合作，并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研究表明，如果各国采取可持续的、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潜在GDP增长率可以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2.9%。

制定政策重振增长

报告着重阐述了在国家层面可以采取的、能够有力促进长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报告建议，应理顺货币、财政和金融框架。“稳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框架可以缓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抑制通胀、维持金融部门稳定、减少债务和恢复财政审慎。这些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国家机构和政策的信心，有助于各国吸引投资。”

加大投资、降低贸易成本也有助于改善经济长期增长前景。报告指出，在交通能源、气候智慧型农业、制造业、土地和供水系统等领域进行合理投资，同时配合关键气候目标，可以将每年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3个百分点，并增强未来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贸易成本，主要是与运输、物流和法规相关的费用，使当今国际贸易商品的成本翻了一番。运输和物流费用高的国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做法，降低贸易成本。此外，贸易成本还能以气候友好的方式降低，包括消除对环境友好型商品和服务的准入限制等。

服务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报告指出，应挖掘服务业的潜力。在服务出口总额中，以数字方式交付的、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专业服务的占比从2019年的40%攀升至2021年的50%以上。这一转变如果能促进改善服务供给，可能会带来重大的生产率提升。

此外，应大力提高劳动参与率。报告指出，到203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预期放缓约有一半将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如果将整体劳动参与率提高到有记录以来最好10年的水平，到2030年全球潜在增长率将每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如果将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那么2022年至2030年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将提高1.2个百分点。

报告还强调了加强全球合作的必要性。自1990年以来的20多年里，全球经济一体化一直推动世界走向繁荣，但现在已举步维艰。恢复这一动力对于促进贸易、推动全球气候合作和调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都至关重要。

报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阿伊汉·高斯说：“我们有责任为子孙后代制定能够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全球必须积极推动制定集体性政策以重振增长。在国家层面，每个发展中经济体都需要复制过去10年曾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在国际层面，政策应对需要加强全球合作，同时引导私人资本积极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