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听日本人讲述过去十年“寒酸路”-焦点消息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3月15日，对很多日本工薪阶层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企业与工会的新财年“春斗”工资谈判将有新的结果。目前各界预期今年“春斗”会出现26年来的最大涨薪潮，从而对日本股市、债市、汇市产生巨大影响。多年来收入无明显变化，让日本的中产阶层从富到贫，也让过去的“一亿总中流社会”演变成“一亿总下流社会”。特别是“安倍经济学”推出已有10年，10年倏然而过，一些日本媒体近期却用“寒酸日本”来表达对国家经济长期低速发展的失落感。“安倍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标签——“出自门外汉的经济学”，并在争议和质疑声中影响日本经济和社会整整10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至今，日本国内就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不断进行盘点和议论。《环球时报》记者调研发现，大多数日本民众的生活确实在过去10年变得“寒酸”，有的家庭舍不得给老人举行葬礼，有的青年想“赖在”国外打工，还有的学者自嘲经济衰落让日本成了“亚洲的希腊”。

“门外汉的经济学”没给日本带来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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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第一次出任首相时，提出把日本建设成“美丽的国家”。随着他的下野，这一“虚无缥缈”的目标也无人提及。安倍作出反省，称自己在金融、经济领域是一个“门外汉”，为“补课”还专门邀请经济专家组织“学习会”。

2012年12月，安倍再任首相后，陆续推出“安倍经济学”， 并有所谓“前三支箭”（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和“后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带来安心的社会保障）之说。原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加藤祐三曾和《环球时报》记者评价说：“无论怎样讲，这都是一个‘门外汉的经济学’，或者是来自小圈子的‘智库经济学’。”

日本国内对这种“小圈子”或“门外汉”的经济政策一直质疑声不断。《朝日新闻》2013年12月刊文盘点“安倍经济学”实施一年的得与失时说，“安倍政权如过分重视刺激眼前的经济活动，忽略寻找解决财政结构性恶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终将面临惨痛的报应”。2015年9月，《赤旗报》的一篇社论批评说，“新三支箭”不过是想利用经济掩盖强权政治，认为政府“承诺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兑现不了”。

《朝日新闻》前不久刊登题为《“安倍经济学”问世十年，日本仍未摆脱低速增长》的文章认为，“过去10年，虽然一些企业业绩亮眼，但员工工资增长乏力，生产效率没有提升，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企业遏制人工成本的结果就是出现所谓“寒酸日本”的现象。文章还提到，日本过去10年的实际GDP年均增幅仅为0.6%，现在岸田执政也没有让日本走出低速增长期。

客观地说，日本舆论也有对过去10年经济政策相对积极的评价。《日本经济新闻》去年7月发表评论文章称：“政府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和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刺激了商业活动。尽管在可持续增长和彻底摆脱通货紧缩方面仍存在挑战，但‘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日本经济的转折点。”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则认为，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发挥了最大的经济效果，让股票价格上涨了两倍，贸易出口和资本投资也随着日元贬值和股票价格的上涨而增多。但当家庭消费支出、金融投资和就业岗位相继增加的时候，日本政府2014年4月和2019年10月两度仓促提高消费税，又令刚提振的经济出现萎靡。永滨利广同时认为，“安倍经济学”没有解决电费过高、劳动法规过严等老问题。也有支持安倍的前内阁成员表示，在其再度出任首相前，日本已经历严重衰退的“失去的二十年”，而过去10年，日本政府为结束衰退“大胆努力，应受到赞扬”。

英国广播公司（BBC）去年7月曾评论说，现在的日本经济与10年前相比已变得“更为强大，以至于足以抵御新冠疫情等因素带来的经济冲击”。但过去形成的负面影响仍然挥之不去，导致日本经济无法恢复战后繁荣时期的高速增长。

日本年轻人“活得累”，老年人“死不起”

日元大幅贬值增加了进口商品的价值，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近40%的消费支出涉及进口商品，包括能源、食品、服装和鞋类等，即使扣除消费税上涨的因素，这些商品的价格自2012年以来也已上涨了16%。如果没有以下数据，许多人可能无法把日本与“寒酸”联系到一起：日本的贫困率在16%左右，约有一半的单亲母亲家庭和20%的60岁及以上老人处于贫困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一项购买力平价GDP排名显示，2021年美国排在第9位，德国排在第20位，而日本的排名较低，在第36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全球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33万日元（100日元目前约合5元人民币），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22；在过去20年，日本平均年收入只增长了不到1%，而韩国增长了40%以上。

日本变“寒酸”的最直观证据是人均GDP名次的变化。战后日本的经济实力一度紧逼美国，长期被视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2012年，日本的人均GDP还是韩国的1.9倍。但最近两年日韩两国人均GDP已基本持平，甚至有预测称，2023年韩国人均GDP将超过日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将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

有关注旅游业的日本学者在谈到外国游客回归的现象时也忧心忡忡。曾在东京大学等名校担任教授的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2022年12月25日在《东洋经济》周刊发文疾呼，“外国游客的暴增，是日本变穷的结果”。他的观点是，现在来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大多是因为日本旅游、购物便宜才来的。就像欧元问世之前的欧洲一样，富裕的德国人一到假期就喜欢去物价更便宜的希腊度假。野口悠纪雄认为，“日本已变成‘亚洲的希腊’”。

导致“寒酸日本”的主要原因一是日元贬值，二是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才远离日本，加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尽管从GDP总量来说日本仍是世界第三，但日元大幅贬值让外国人在日本的收入缩水，导致他们选择离开，转而去收入更高的国家。

如今，不仅对于外国人来说日本作为“淘金地”的魅力大幅下降，甚至一些日本人也开始到外国打工挣钱。28岁的冈田启二原本在大阪一家酒店工作，2020年，受疫情影响失业后，他选择到美国勤工俭学。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纽约一家日本餐厅打工的收入竟然是在日本工作的3倍。他在大阪的酒店工作时几乎存不下钱，但在纽约除去学费和房租，一年下来还能存下200多万日元。冈田说：“如果签证还能延长的话，想继续留在美国工作，日本的工资实在太低了。”他甚至后悔当初应当学厨师，不然可以到国外的寿司店工作，年收入可以轻松超过1000万日元。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水野和夫认为，过去10年的相关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朝日新闻》日前讲述了每天工作到晚上11时才能回家的“最低收入”劳动者川边隆的生活状况。在一家印刷厂工作的川边隆说：“我曾是‘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者和期待者。没有想到，去年11月家里的电费是2.4万日元，比2021年11月增长了6000日元。现在，为了节约，我们就只好从‘百元店’里买方便面吃了。”在日本，有越来越多川边隆这样的家庭感受到生活的酸楚。

“寒酸日本”不仅让日本年轻人“活得累”，甚至也让老年人“死不起”。日本经济产业省《特定服务业现状统计调查》显示，殡葬行业的营业额在5年时间里缩减1000亿日元，主要原因是很多家庭不再为老年人举办葬礼，而是选择死后直接埋葬或火化。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这些年来，那些开在地方城市、为附近居民服务的小型家族式殡葬服务公司，因为经营困难而关门大吉的比比皆是。

依附美国成为“贫困日本”的加速器

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委员会论说委员田村秀男，被认为是安倍内阁经济政策的头号批评家。他去年年底在反思过去10年经济政策的失败时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日本政府增税带来的恶劣影响。事实上，2020年以后的日本经济低迷根本上还是离不开增税，是“增税加上新冠的复合型低迷”。

田村认为，日本经济政策失败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对日本全职工作者来说，2012年至2019年，实际小时工资下降了近5%。在此期间，82%的就业增长是在低薪、兼职岗位上。截至2020年，全职工作者平均小时工资为2500日元，而临时工和兼职人员工资分别为1660日元和1050日元。安倍自2000年以来一直延续着减少政府对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的趋势。在他的任期内，每位老年人的养老金进一步下降了9%。政府还继续执行将国民收入从国民分配给公司的政策，将公司的最高企业税率从38%降至30%，同时将消费税率翻倍至10%。这无异于把国民的收入拿去补贴企业。

日本舆论认为，面对提振日本经济的压力，岸田文雄政府提出的所谓“新资本主义”，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安倍经济学”。就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岸田文雄2021年12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希望提高更多人的收入，诱导消费，在经济中创造一个良性循环。这些都是‘新资本主义’与过去政策的不同之处。”2022年5月5日，岸田又在英国金融城发表演讲时谈及“新资本主义”，并呼吁“继续全面推进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表明了借用“安倍经济学”的框架、维持同样政策的想法。对此，《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文章称，岸田首相的“新资本主义”就是重新回到“安倍经济学”，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2月中旬，日本政府提名原央行审议委员、经济学家植田和男为新任日本央行行长，接替将于4月8日任期结束的现任行长黑田东彦。日本“东短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加藤出认为，植田不会立刻采取极端对策，而是会一边观察经济形势一边进行调整。但也有分析认为，央行行长更替不是一般的人事调整，传递出有关“安倍经济学”可能已到了该收尾和告别阶段的信息。

一些日本有识之士认为，短期来看，岸田政府很难改变“寒酸日本”的现状，但重要的是应适时停止对华“应激状态”。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一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岸田文雄政府把本来应该用于发展经济的钱都用来提高军费了，把自己的邻国——中国当成‘最大的威胁和挑战’，这样做怎么能促进日中经济互利合作和日本经济的发展呢？日媒说日本‘经济上靠中国、国防上靠美国’，但经济和国防是不能‘脱钩’的啊！军事上把中国当对手，经济上也就不可能成朋友。如果日中经济无法扩大发展，日本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日本众议院议员末松义规今年1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说：“在漫长的新冠疫情期间，日本有段时间卖不出新房，因为新建房屋没有装上马桶。而这些马桶需要从中国进口。疫情耽误了进口，也就耽误了新房出售。”

过去，日本绝大多数人口处于中产阶层，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社会”的说法，而日本著名经济记者须田慎一郎在新出版的《一亿总下流社会》一书中写道：“非常遗憾，日本正在变成一个‘贫穷的国家’。造成这种贫困化的原因，既不是新冠病毒的传染，也不是俄乌军事冲突，更不是因为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而是因为日本对美国采取的从属政策。这是导致‘贫困日本’的加速器。”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曾代表着未来，但它却陷于过去。”BBC网站的文章日前发出这样的感慨，并强调说，“日本要想再次繁荣，就必须拥抱变革”。